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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涿郡，命令官员在船前接受挑选，陪伴出游，被选中的有三千余人。对不起，你们要来一个长途急行军，有的人徒步随船行走了三千余里，没有得到安置，冻饿疲顿，因而致死的有十之一二。

    对百姓的残暴，杨广确实有一套混蛋理论，在平定了杨玄感的叛乱之后，他发了一通感慨：“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，可见天下人多了不好，人多就会相聚为盗，杀人不尽，无以惩后。”具体怎么杀人就不提了，抱着这种“患天下人多”思想的皇帝真是可怕啊。

    征伐高丽前文已经说得不少了，这次跳过，重点说说大运河。

    大运河不是杨广的专利，早在开皇四年，公元584年，为了长安的漕运——漕运嘛，就像现在为了保证首都啊、上海啊这些大城市的物价稳定社会祥和，全国各地的物资会源源不断地往这些都市里调运。在古代没有动力机械，比起陆路，水上运输可以利用水能风能，运量大，运费低，更加便捷、安全。

    首先修复了西汉的关中漕渠，名为广通渠，后来为南下平陈，重新疏浚了邗沟，也就是说早在二十年前（大业元年是公元605年）就已经开始这项工程了。由于隋朝太短命，杨广其实没有沾到大运河多少光，反而颇多诟病。后来的唐朝老实不客气地大加利用，尤其是在安史之乱之后，藩镇割据，政府财政收入全仰仗江淮地区，大运河成了唐朝的救命河，维持李唐生存的物质血液都是从这条经济命脉中输进长安。

    前文提到的诗人皮日休，就是基于此写下了《汴河怀古》：尽道隋亡为此河，至今千里赖通波。若无水殿龙舟事，共禹论功不较多。

    这么肉麻地吹捧杨广，是有其历史背景的。他还写过一篇《汴河铭》的文章，概括了通济渠所起的重要作用：“北通涿郡之渔商，南运江都之转输，其为利也博哉!”看来此人称之为诗人实在屈才，是个水利经济学家啊。

    到了宋代，又开凿了由开封通往山东地区的五丈河、通往西南和南方的蔡河(惠民河)，和作为五丈河水源的金水河。这三条河，和大运河，合称“漕运四渠”。

    “要想富，先修路”，大运河做为一条经济之路确实泽被后人，到了明清时代，运河漕运依然是主要的运输手段。记得《金瓶梅》中就写过西门大官人到码头接货的情节，《金瓶梅》的故事背景发生在山东临清，正是大运河上的一个沿岸城市。

    大运河还是一条孕育之河，由于大运河的经济推动作用，沿运河两岸成长了大批的繁华都市，大运河就像丝线一样，把这些明珠串缀起来。比较熟悉的就是扬州和杭州了，这两个城市都是在隋唐时期才发达起来，留下了“腰缠十万贯，骑鹤下扬州”和“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”的典故。大运河同时又是一条对外交流之河，到了唐朝，朝鲜半岛和日本，都是沿这条河走近大唐的，鉴真东渡，也是从扬州乘船由运河出海。

    由此可见，开凿大运河本身并没有错，错的是操之过急，没有掌握动用国力民力的尺寸，不顾民众的承受能力，结果物极必反。

    这种急于求成急到事急必反地步的根源恰恰是我们抛开的问题——帝位来历。

    正是由于这种废长立幼，骨肉相残的无形压力，才使杨广建立不朽帝王功业的心态失衡，心情太迫切，急于向死去的父皇，向当今的臣民，向整个天下证明，证明自己是应该坐这个位置的。年号大业，就把这种心态展露无疑。

    看看杨广早期的执政：上台先平叛，取得完胜；开凿大运河，按计划完工；耀军威于突厥，风光无限；杀前朝重臣以立威，乾纲独断。

    到了大业五年，隋朝的国力达到了鼎盛，资治通鉴记载：是时天下凡有郡一百九十，县一千二百五十五，户八百九十万有奇。东西九千三百里，南北万四千八百一十五里。隋氏之盛，极于此矣。正是因为这样，杨广才急于完成做为帝王最大的功业——开疆拓土。

    正是出于对这项事业的重视（估计和后世的唐太宗一样，也看到了高丽的重要性），他才决定御驾亲征。如果能和陈拒突厥一样，干点筹划、组织、协调的工作，估计大业八年一征高丽就取得完胜了。真的是这样，后来的起义军恐怕很难有什么作为，杨广就不会被用来和秦二世相提并论了。

    不过这是杨广之不幸，恰是李渊之大幸。至于百姓辛与不幸，一时难以断言，虽然饱经战火，生灵涂炭，但在涅槃之后，却迎来了盛世大唐。“唐人”的招牌，至今还在全世界接受众人的崇敬，我们的文章，也即将进入正题——唐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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