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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雷问道：“那你们现在是怎么个打算？”

    张喜禄道：“我打算把孩子打了。但我去医院问过了，打胎不但要结婚证，还得有单位的介绍信。就我和阿兰这情况，连结婚证都没有，更别提介绍信了。”

    阿兰是在香港人的厂子里打工，压根没有介绍信这个说法。

    至于天乐歌舞厅，倒是挂靠在街道的企业，其实一定要开个介绍信也不是不可以。但是，张喜禄和阿兰都没有结婚，谁敢担这个责任给他开这个堕胎的介绍信？

    况且开了也没用，没有结婚证，医院也不会接受的。

    说到这儿，张喜禄又自斟自饮了一杯酒，恼道：“我和阿兰没结婚证，哪家医院都不敢接手。我找了豪哥帮忙，但他也找不着路子。所以我今天才来你这。”

    这回，韩春雷终于听明白张喜禄的意思了，他哭笑不得地问道：“喜禄哥，你不会是想让我，帮你们找堕胎的路子吧？”

    “嗯呢。”

    张喜禄重重地点了下头，道：“我在深圳这么些朋友里，就属春雷你最有本事了，而且你现在生意好，人面广，所以我就想问问你……”

    “靠，你也太高看我了吧？”

    韩春雷觉得这事，显然超出了自己的能力范围。

    而且，他认为阿兰肚子里怀着的，总归是一条小生命，说打掉就打掉，这会不会有点太草率和残忍了？

    随即，他问道：“打胎这件事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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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阿兰她自己也同意？”

    “阿兰？”张喜禄微微一怔，随后摇头道，“我……我没问。”

    韩春雷一听，惊了，诧异道：“你连阿兰这个当母亲的意见都没征求，就开始到处张罗打胎这事了？你是假酒喝坏脑子了吧？喜禄哥！”

    韩春雷最后的语气有些重，透着满满的愤怒。

    张喜禄第一次见韩春雷发这么大火，忍不住心里一颤，讪讪道：“从阿兰怀孕开始，我们俩就没有聊过这个孩子的问题。”

    “是没有聊？还是不敢聊啊？”

    韩春雷严肃道，“喜禄哥，阿兰肚子里的孩子，是你们两个人的。但她这个当母亲的，也有权决定孩子的去留！”

    张喜禄：“这个孩子来得太突然了，我也没有做好心理准备，所以不知道咋跟阿兰聊。”

    韩春雷道：“喜禄哥，男人肩上要能扛事，要有担当。”

    说着，韩春雷上下打量了张喜禄身上一眼，问道：“你瞧你现在，穿搭整齐干净，若不是阿兰拾掇的，怕是十天半个月才换一条裤子洗一件衬衣吧？”

    张喜禄嗯了声，道：“是，都是她拾掇的。”

    “你瞧瞧人家姑娘，都知道给你拾掇得这么干净板正，说明这是一个能持家，会照顾人的好姑娘啊。”

    韩春雷说道，“可是你呢，把人家整怀孕了，第一个念头是张罗着堕胎，而且还不跟她这个当事人商量只言片语的，你这是人干事？”

    “春雷，你这么说哥，哥真是臊得慌。” 张喜禄低下了头。

    韩春雷：“我觉得你真该臊得慌，不管这个孩子是要还是留，你最起码的，必须征求阿兰作为母亲的权利。哪有背着孩子母亲，自己一个人在外四处张罗打胎的事儿？要是让阿兰知道，绝对伤心欲绝，人间不值得了！”

    张喜禄：“……”

    出租屋里的空气，似乎凝固了。

    张喜禄低着头，想着事，沉默不语。。

    许久，他才徐徐抬头，郑重说道：“这事哥错了，听你的，明天就找阿兰商量孩子的事！”

    “还明天？”

    韩春雷翻了翻白眼，催促道，“今天就去！现在就去！人姑娘家未婚先孕，心里此时最是无助的时候，最需要别人关心，尤其是亲近的人陪伴左右。你说你都拖这么久了，还没给个正式的说法，让她怎么不胡思乱想？赶紧去，现在就去！”

    “行行行，我现在就去。”

    张喜禄又给自己倒了杯酒，这回七分满。

    他好像要借酒壮胆似的，仰头三两口掫完，然后开门下楼出院子，直奔阿兰家。

    ************

    关于文中阿兰十八岁可以登记结婚的一些问题，这里要简单说一下，在1981年之前，我国适用的是1950年颁布的《婚姻法》，当时的法定结婚年龄为男二十岁、女十八岁。（注意，这里不是周岁。）

    1980年新《婚姻法》把法定结婚年龄改成男二十二周岁、女二十周岁。

    这一部《婚姻法》在1980年9月10日通过，自1981年1月1日起施行，至2021年1月1日废止。

    （本章完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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